，摊位容量增加到2874个。市场中心建有4层服务大楼，工商、税务、治安和个体劳协等单位，都入居其中。
市场税务室里，四张写字台并放一起，端坐着乌阳区税务所长黄荣鑫和一名税务干部、两名协税人员。
在贾绍陆的陪同下，朱茂走进税务室。朱茂说：“同志们好，大家辛苦了，工作顺利吗？”
“谢谢领导关心。”黄荣鑫说，“搬到新市场以后，摊位固定，‘三证’齐全。每个摊位都凭营业执照和摊位证领取了税务证，自觉按章纳税，工作比以前好做得多了。”
“怎样按章纳税？”
“定额征税。”黄荣鑫答，“对不同的摊位，有不同的定额。这比过去‘草帽’市场中象征性地平均收税，要合理多了，可说是集市贸易征税工作的一大进步，县财税局作过专门的研究。”
“定额不能太高了。”朱茂说。
“定额就低不就高。”
“对。”朱茂说，“这是农村改革经验在城镇工作中的具体运用。农业大包干，除了上缴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余下都是自己的，硬碰硬；因此，农民积极性就高。在市场搞定额，除了上缴国家的税收，再缴点市管费和卫生费，余下的都是自己的，简单明了；因此，经商人的积极性也会高。”
黄荣鑫说：“朱书记说得对。定额征税，作用很大。但不是税务包干，因为超额达到一定比例以后，要补征税款。与农业上的硬碰硬不同，市场征税搞定额，只能讲基本上硬碰硬。”
这时，县委秘书陪同省财政厅一名中层干部走了进来，并介绍说：“朱书记，这位是省财政厅下来的调查人员，要直接向你了解市场税收情况。宗县长告诉他，你正到市场研究税务问题。他就要我陪到这里来，说有利于进行现场调查。”
朱茂站起来，与省厅调查人员握手：“欢迎，欢迎。我县的工作，欢迎上级机关检查指导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说：“打扰县委领导的工作了。省财政厅领导，只叫了解一些实际情况。”
朱茂问：“什么情况？我们将如实汇报。”
“是这样的。”省厅调查人员说，“乌商在市场实行定额征税，经营者十分欢迎。新华社记者来乌采访以后，写了一篇内参，总社将清样印发国家机关领导同志参阅。国家财政部一名副部长看了，认为有税务包干之嫌，批示我省财政厅派员了解实情。”
朱茂听了心头一惊。然后说：“对于上级领导机关，我们无话不谈。县委主张并同意县财税局在市场搞定额征税，指导思想是一定要养鸡生蛋，不能杀鸡取蛋。……”
“铃、铃、铃。”话未说完，电话机响了。
黄荣鑫拿起电话筒：“喂。哦。宗县长么，朱书记在。”黄将电话筒交朱茂。
“宗县长，什么事？……哦，请老专家等一会儿。我向省厅调查人员说明一下，即刻就来。”
朱茂转向调查人员：“很不凑巧。全国政协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，是民主人士。他到乌商调查了几天以后，即将回京。他思想很解放，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，向宗县长简单谈了一下，现在要与我详细面谈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说：“哦，这是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，你即刻回县委听他的高见要紧。我可留在市场，先作具体调查。”
“那就委屈你了。”朱茂说，“我先回去，留下办公室贾主任，还有税务所黄所长，先向你汇报。有关县委的指导思想，我们再详细交谈。”接着，朱茂匆匆离开。
对留下来的干部，省厅调查人员说：“贾主任、黄所长，你们先谈谈情况和看法吧。我只带来耳朵，以听为主。”
对于市场的税务情况，黄荣鑫了如指掌。全盘概况、典型事例，应有尽有。他汇报说：“定额征税问题，我先举个实例说明。有一位卖矿烛的摊位，营业额属于中等偏上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这个摊位，全年定额征税600元，平均每月50元。实际销量每月不少于200箱，每箱4.32元，合计营业额864元。按营业税加所得税6%的税率计算，应交税款50.84元。定额略为低于应缴税款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定额是合理的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颇感惊奇：“一个小小的摊位，每月竟有如此大的销量。一年下来，可销1400多箱。这个市场确有神奇之处啊！”
“是的。”贾绍陆接上去，“客商来自全国各地，又通过他们的边贸，把商品销往国外。在新疆、黑龙江和云南，都有乌商的小商品出口。这个市场，前景远大。”
“十分明显，乌商小商品市场，是一个批发市场。”
这几句话，声音很低，似乎是从调查人员的牙缝中漏出来的。但是却引起了黄荣鑫的警觉。他心里明白，在现行税制当中，对小型零售商店，可以实行定额征税，是有明文规定的。但对批发商业，除农产品集市贸易以外，一向都是按实计征的。如今在民间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实行定额征税，已是明摆着的事实，对上级不能隐瞒。于是，他从容地说：“是的，从销售数量来看，这是一个批发市场。卖酒、卖口服液都不是按瓶零售的，全是论箱批发的；卖袜子、卖毛巾，也不是按双按条零销的，而是按打计价、装箱批售的。这种民间的工业品批发市场，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。应该如何在市场征税，县局进行过认重的研究，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：一种意见认为，应该按过去的文件办事，在商业批发领域里，只能按实计征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要从实际出发办事，民间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全部现金、现货、现场交易，少有单据可查，也无健全的账目记载，只能定额计征。通过反复比较，按后一种意见，确定了市场的征税形式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说：“在民间市场从事工业品批发经营，确是近两年兴起的新事物。那么，征税定额是怎样确定的呢？”
“经过调查摸底和自报公议，根据摊位的地段和类别，事先确定每个经营户的应税营业额，按税率计算出纳税定额。一年一定，按月分缴，盈亏全由摊主自享自负。”
“一年的销售，超过应税营业额怎么办？”
“市场上做生意不开发票，超定额销售很难掌握。但是，大体的情况同行中是有数的，我们的协税员也掌握了一些动态。未到年底，税务所又发动经商户自报公议，对少数生意特别好的、群众公认的经商大户，其超过全年定额20%以上部份的营业额，按章补收税款。一般来说，补税数也只能就低，不能就高，因为缺乏账据。”
“怎样才能做到有账有据呢？“
这时，贾绍陆插嘴：“我看，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。听说，上海的集贸市场兴起以后，有农产品也有工业品，有零售也有少量批发。税务部门为确保税源，聘用了大量退休人员参与监管，一个退休人员管9个摊头，代开发票，监收货款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还是管不住场外交易。最后，只好将代管人员撤除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点点头：“上海的情况，我也听到过。”
黄荣鑫感到自己的话没有说完，又作了补充：“象国营商业那样，件件有单据，笔笔有账目，个体批发商是做不到的；我们也是管不起的。不过市场税收年年增加，去年比前年增加1倍多，今年比去年又可增收7成。全县税收总数，年年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，增幅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比例。我看，对上对下都是交代得过去的。”
这次应对上级财税部门的调查，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汇报，不如说是畅所欲言的讨论。贾绍陆又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有人说，我县在民间市场搞定额征税，是在税收上打‘擦边球’。我们不懂什么叫‘擦边球’，但是认为税收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。前几年，我曾陪老县委书记去绍兴参观学习。绍兴县委书记说，他们就是抓住国家对乡镇企业免税4年的机遇，放手发展轻纺工业，使绍兴跃升为发达的轻纺名城。现在，这位书记提升为省府领导了。这说明，抓经济，不抓税务是不行的。税务上一有优惠的机遇，就要抓住不放。”
只带来耳朵的省厅调查人员说：“你们反映的情况和看法，都很实际。我将如实向上汇报。”
省厅调查人员离去以后，黄荣鑫约贾绍陆到市场里走一遭。通道两旁的摊位放满了各色样品。有的摊主忙于洽谈计价，有的摊主殷切地招徕顾客。看到县委和局所的干部走来，无不投以感激的目光。笔摊上的王连仁刚刚做完一笔生意，黄、贾两人就停留在他的摊前。
黄荣鑫问：“这许多笔，从哪些地方进来？”
“钢笔从上海和丽水进来，圆珠笔从桐庐进来。”
“都有发票吗？"
“从丽水进来的，有钢笔分厂的发票。少数上海金笔，是通过中介人购进的,到我手里就无发票了。圆珠笔来自个体企业，无发票；如果向他索要，会给你一张收款凭证。我们也是个体户，没有凭证也无所谓。”
黄荣鑫对贾绍陆说：“看来，票据不全是普遍性的现象。”
贾绍陆头脑里,装满了一个“税”字。他问王连仁：“你这个摊,每年定税多少?"
“每月60元,
大连买发票，一年720元。”
“这个定额，是高了，还是低了?”
“向固定厂家进货销售，税定得差不多。如果找到新门路，批销削价商品，税是低的。因为经销过汽球等削价品，我摊去年补缴税款300元。”
“补多了，还是补少了?”
“坦白地说，补缴税款，只是意思意思而已。这是没有单据的情况下，自愿补税的。”
“如果没有削价品，怎样提高效益?”
“我儿子和他的女朋友，想去筹办织袜厂。前摊后厂，源泉征税，利润可以增加。”
贾绍陆说：“你还应该绕开中介，直接向上海大厂进货，实行直线流转，经营就规范了。为什么不给发票？是中介人从中盘剥，向你隐瞒了原价。如果厂方直接开票发货，钢笔进价肯定会降低，你也可光明正大地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名牌货。利润高，批量也会大，税款按实计征就无所谓了。”
“同志说的正是。”
关场下班的时间到了。黄荣鑫和贾绍陆走出市场，同路回家。两人志趣相投，谈兴未消。
贾绍陆说：“我看，国营批发商业办不下去了。不但环节多，费用高，流转时间长，而且事事有账据，一分税款不能欠，与民间市场的个体批发商不好竞争。”
黄荣鑫说：“对于民间兴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县领导层是大力支持的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过。但是国营商业部门的干部职工有反感，认为竞争不平等，这是合乎情理的，不能责怪他们。他们也力图生存下去么。”
“我看，国营商业的出路唯有改革。通过改制，把商业地盘让给民间。”
“这是大势所趋。不过，民营批发商不论大小都搞定额征税，不可能长期存在。对大的批发商,应该按实计征，今后国家会有办法的。批发摊位老是无单据，不建账，也不可能长期存在。我离休以后,打算成立一个税务师事务所，帮助摊位做好建账工作。” 他们的议论，颇有先见之明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大量的个体商业户直接到厂家进货，并享受定额征税的待遇，国营批发商业体系不得不宣告解体，层层设置的一级站、二级站和三级站纷纷鸣金收兵。为适应新的情况，国家进行了税制改革，将大小工商企业界定为一般纳税户和小规模纳税户两大类别，对前者实行按实计征，对后者则沿用定额计征的办法。义乌小商品市场中，年营业额在80万元以下者，才能享受定额征税。与此相配套，黄荣鑫带头组建的税务师事务所，在建账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这就使市场经济逐步走上比较规范的轨道。当然，这是经过多年实践、完善才形成的新的税管秩序。
县委书记办公室里,朱茂独自在灯下翻阅文件和杂志。其中有新华社的《内部参考》,省财政厅的《税务通讯》。他试图从中找出面临问题的答案。贾绍陆走了进来。
朱茂说：“老贾，我翻阅了许多资料，没有看到有批判定额征税的文章哩，只看到对引进外资，税收优惠的不少规定。省厅调查人员回去三个月了，未闻有动响，这是为什么?”
“省厅调查人员讲过,”贾绍陆回答说，“他只带来耳朵，听听下面实情，不发表意见。我估计，对‘三现’交易的民间批发商无法实行按实计征，省厅是同情的，也可能事先就心中有数的。但是，现行的税收政策，只允许对小型零售店实行定额征税，对民间批发商定额征税的政策，还未出台，不好表态，所以没有动响。”
“如此说来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定额征税，被默认了。”
“可能是这样。省厅调查以后,肯定要将实情向财政部汇报，为制定新的政策提供依据。新政策出台以前，不会表态。”
“我们要利用上级财税部门的默许，坚持定额征税不动摇，吃足吃透它带来的好处。不过,不能叫税务包干，只要讲定额征税，簿利多销就好了。因为它与硬碰硬的农业大包干不同，销售量超定额20%以后，还是要补税的。”
“县委坚持定额征税，必将极大地受惠于民，乌商市场会更加繁荣起来。”
简短的对话,坚定了实行定额征税的信念。朱茂说：“老贾,你告诉县财税局长，在上级没有新政策出台以前，民间市场定额计征的制度不能改变。是县委领导财税局，不是财税局领导县委。”这后一句话，似有不妥。因为财税系统还有它的垂直上级，条条和块块是不能分割和对立的。但它表明了县委坚持定额征税的明朗态度，反映出县领导层放手发展市场、放手让农民在市场里大干一场的广阔胸怀。从此，民间批发市场这个新事物，就与定额计征的税收制度紧密地配套起来，使小商品经营者走上薄利多销、大进大销的快车道。
市场税务室里，只坐着贾绍陆和黄荣鑫两人。交谈的话题，仍然离不开定额征税。
黄荣鑫说：“县局局长传达了朱书记的指示，税务干部听了都很高兴。在市场坚持定额征税，局、所的态度都是明朗的，行动也是坚决的。少数干部过去不大胆，讲话有保留，现在毫不犹豫地参与搞定额。在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，我们一定能够搞好税务工作，促进小商品贸易的繁荣。”
贾绍陆说：“搞定额征税，使政府调控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主动权。征税定额的确定，主要出自对摊位营业额的预期，同时与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，也有较大关系。任务重，定额可高一点；任务轻,定额就低一点。这不是税务工作的随意性，而是运用经济杠杆的主动性,
西安发票。它可以确保国家任务的完成，也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。”
“总的来讲,”黄荣鑫说，“定额只会偏低，不会偏高。税收定额高于商者的承受能力，从商者就会退出市场。进场自由,退场也自由么。征税定额普遍偏低，经商者就会抓住这个机会，薄利多销，大进大销，迅速地暴富起来。这叫隐性减税，放水养鱼。在乌商这个市场里，必定能养出许多大鱼，成为搞活经济的中坚力量。大鱼多了，税基大了，今后推行按实计征，国家的税收也会大幅度增加。”
“你说得很有道理，点出了市场初创时期的妙处所在。”贾绍陆说，“有的外来人员,盛赞乌商人善做蚂蚁生意，只要有3%的毛利，也会大卖特卖。其实,税率就达6%，毛利低于税率的买卖，做得越多，岂不亏损越大。现在市场里大做特做的蚂蚁生意，实际纳税率都低于毛利率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不知道乌商市场的活力是从那里来的。有人还以为，乌商这个内陆小城，兴起一个大型市场，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哩！”
“不过,”黄荣鑫说，“现在对外宣传，只能讲薄利多销。为什么能薄利，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吧。”
市场服务中心的门前，来了一大群外来参观的干部，熙熙攘攘，求知若渴。章昌兴走进税务室,见有贾绍陆在座，谦让地说：“今天的外来参观者，都是县、区领导干部，还是请县委办贾主任介绍经验吧。”
“介绍什么经验?”
“薄利多销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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